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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管同学有话说(六)| 恐惧“造就”非理性
更新时间:2020-02-22 20: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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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造就”非理性

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本科生 田松林


   今年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在武汉爆发,并且迅速波及全国,引发了一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虽然国家正在大力应对疫情,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一罩难求”,“谈鄂色变”甚至“暴力伤医”等非理性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干扰了疫情防控,同时也对社会运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也应对这些非理性行为给予重视并加以化解消除。



01

  非理性行为的来源:恐惧

 

   理性,就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照对象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对象世界,验证对象。而非理性则反之。管理学家西蒙指出:人的理性是介于非理性和完全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换言之,人在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时往往不是完全理性的,甚至可能出现非理性。因为人在选择和行动时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主观因素,特别是心理压力的影响。那么在疫情面前,人们究竟受到何种心理压力导致其采取“非理性”的行为?这种心理压力主要是恐惧。恐惧是一种人对自己所面对的对象感到深刻害怕的心理表现。它来源广泛,诸如生命受到威胁,面临裁员等。恐惧所带来的危机感和无助感,容易引起人的非理性行为。举个例子,每年高考因为考场上恐惧而发挥失常的考生大有人在。恐惧,可以让人从理性、有限理性向非理性转化。这次武汉疫情事件背后展现出的非理性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恐惧而生。

 

02

恐惧造就非理性行为的作用机理

 

   在武汉疫情之前,由于恐惧而“造就”的非理性行为不在少数。如2003SARS爆发市民跟风抢购板蓝根,2010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大量抢购碘盐等。同样,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国际社会均因不同原因的恐惧而做出了非理性行为选择。

1.公众的非理性:对谣言的恐惧

    公众面对疫情作出非理性行为,从非理性的本质剖析,原因有二:片面的认知和扩大的恐惧心理。如上文所述,理性是从分析的态度出发,对研究对象的本来的面目进行研究和验证。换言之,如果不从对象本来的面目看待问题,自然就容易作出非理性行为。恐惧之所以可以“造就”非理性,就在于恐惧造成了人们对所恐惧对象片面认知。恐惧之下,人在接受信息时往往具有选择性。总是会联想到最坏的结果,这就会在无形中造成对疫情的片面认知。再者,基于恐惧所作出的判断和发表的言论又会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扩散恐慌。可以看见,这次的武汉疫情中,有不少的谣言,涉及疫情各个方面。这些言论无论基于何种目的,本质上还是基于发布者对疫情的恐惧。但这些谣言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的恐惧。在社会辟谣机制尚未健全下,疫情的真实情况被“掩盖”了,人们失去了对疫情全面的,准确的认识,何谈理性?这些谣言的传播,扩大了恐惧。引发抢购口罩,瞒报去过武汉的旅游史甚至恶意伤医等非理性行为。

2.政府的非理性:对社会恐慌的恐惧

    当地政府在应对此次疫情中也做出了一些非理性行为,集中在初期因恐惧社会恐慌而轻视疫情的严重性。政府制定政策考虑社会恐慌因素是理性的,但是首先应该尊重事实。回到理性的本质:对客观对象真实状况的研究和验证。实际上武汉政府并没有做到对疫情准确的认知,忽视专家预警。疫情初期,部分医生已经意识到疫情的危害性。可是官方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甚至地方上的卫健委还发表“疫情的传染性不强”的言论。这当中有政府认识不到位、应急主管部门反应不当等因素,但归根结底也是恐惧使然。这种恐惧是基于病毒背后所能引发的社会恐慌。社会恐慌所能造成的社会危害不用多言。政府作为治理者,需要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将社会不安的因素降到最小。社会恐慌所引起的混乱和恶性运行是政府不愿看到,也害怕发生的。基于对社会恐慌和可能出现混乱的恐惧,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非理性措施试图平息事件,反而殆误了控制疫情的大好时机。

3.国际社会的非理性:对大国崛起的恐惧

     国际社会在此次疫情中也存在着因恐惧而引起的非理性行为。WHO将武汉疫情列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虽然强调不建议各国限制对华经济等往来,还是有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非理性排华措施。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作为也是基于恐慌之下对疫情的误解和偏激。西方文化中的“三大陷阱”中有一个叫“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讲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对既有大国的挑战,既有大国就会对新崛起的大国采取一系列敌对和阻碍行为,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实际上,这恰恰是既有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恐慌,进而由阻碍到战争,做出非理性行为。回到武汉疫情的国际回应,一些国家的非理性行为表面上是基于对病毒的恐惧,但实际上是对中国日益崛起的恐惧!刚好,借着疫情,阻碍中国崛起。某大国在武汉疫情爆发后发表各种“唱衰中国”的言论,甚至叫嚣“武汉疫情将使制造业向自己国家回流”。着从本质上看,是他们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恐惧。这也解释了为何国际社会部分人士会对华采取非理性行为。

 

03
理性的“回归”

 

我认为,战胜恐惧,回归理性要从三个方面,即人民群众、政府治理主体和国际社会来探讨。

人民群众方面:首先保持冷静。遇事三思,冷静面对,临危不乱。这不仅可以压制住对疫情的恐惧,还可以恢复理智,从全面的视角了解疫情。再次,不信谣,不传谣。谣言是造成片面认知和扩大恐惧的根本原因。只有拒绝谣言,才能从根本上扼杀谣言。不轻易相信非专业人员,非官方平台发布的消息,坚持“孤证不立”的分析态度,尽可能从多渠道,多方面综合疫情信息,并及时关注权威发布。此外,保持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拒绝盲目跟风。这样才能将社会恐慌和非理性缩小,促进理性的回归。政府治理主体方面:政府在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中要克服自身的恐惧,敢于公开疫情事实并且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各级政府要相信自身的治理能力,有信心和勇气面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恐慌。武汉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考验着政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政府要在信息管理、社会疏导等方面下功夫。信息管理要做到及时公开疫情基本信息,及时辟谣,联合权威媒体发声澄清事实,依法打击谣言,并引导公众回归理性认知,科学防疫。积极开展社会疏导,缓解恐慌等不安社会心理也是政府回归理性的应有之义。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社会出现恐慌也是正常反应。政府治理主体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化解疫情风险和缓解社会不安上,加强和专业卫生机构合作沟通,及时获取专业意见并做好防控。国际社会方面:国际社会对此次疫情所产生的恐惧和非理性行为要一分为二看待。对于因为不知情而导致的不当言论可以由我国外事发言机构发表意见澄清,打消疑虑。我方应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动态并且接受国际社会和国际卫生机构的监督,以表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理性和透明公开。而对于一些借组疫情刻意抹黑中国的言论,我方也要做出反驳和严正回应,澄清事实,就事论事,并且更多地运用国际法等相关国际规则维护自身权利。最后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发挥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的作用,积极缓解国际社会不安情绪和非理性行为。

 

总之,坚持科学精神,保持冷静,克服恐惧,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应有之义,才能共同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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