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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者习性,迈向一流学者——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午餐会第2期“管理思想史纵横谈”圆满举办
更新时间:2017-10-12 15:30:48
 

20171011日中午十二点,公共管理学院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6号教学楼三层多媒体教室召开公共管理学术午餐会第2期“管理思想史纵横谈”。此次学术午餐会由公共管理学院刘文瑞教授主讲,召集人是公共管理学院翟绍果副教授。参与此次学术午餐会的还有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录见副教授、张正军教授、许林教授等近三十位教师和博士生。会上刘文瑞教授分享了自己关于管理思想史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的学术观点,并与参与师生进行了热烈的学术对话。

刘文瑞教授一开始便抛出“如何做学者”的问题,并分享了自己关于学者的理解。他谈到,一位学者应该遵从四个基本准则,眼高、手低、身段软、腰杆硬。眼高是指学者的视野应该放眼全球,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要敢往高处想,拥有顶端的眼界;手低是指学者需要对所从事的研究加入本土化的理解,以便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同时结合相应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操作;身段软是指身为一名学者要懂得变通,为人要圆融,要去适应研究的生活,适应身为一名学者的生活;腰杆硬是指学者必须坚守自己身为学者的底线,要坚守原则。同时,作为一名学者,还应该拥有激流勇进和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努力,但要对不能自主选择的事项坦然处之。刘文瑞教授在这个问题最后谈及管理思想史对于学者有三个作用:纵深化、智慧化和情景化,可让学者获得积累、获得洞见、获得理解。

刘文瑞教授指出,管理思想史纵向考察从先驱探索时期开始,也有学者认为其为工业化时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其著作《国富论》中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分工理论和经济人假设。他表示,亚当·斯密虽然是经济学家,但他提出的这两个理论却与管理学密不可分。在该时期比较出名的人还有提出人性化管理的欧文、计量化管理的巴贝奇和大组织管理的麦卡勒姆。该时期可称之为管理学的萌芽时期,其关键词是生产。第二个时期是古典管理学时期,也即科学管理时代,是基于1880-1900工业化完成的背景而诞生的,最著名的三个人即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一般管理理论的亨利·法约尔和组织管理理论的马克斯·韦伯。泰罗的生产组织、职能分工和层级管理、思想革命形成一套先进的科学管理体系;法约尔的五大要素、十四条原则建构了管理学框架;韦伯的权威理论和科层组织原理开创了组织理论先声。该时期以效率为导向,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原理,理性至上,重视组织结构和权责体系,其关键词为效率。第三个时期是现代管理学时期,即社会人时代,基于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以乔治·埃尔顿·梅奥、切斯特·巴纳德和赫伯特·西蒙为代表人物。梅奥的霍桑实验提出社会人假设,对人的行为展开了研究;巴纳德以组织平衡论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以组织构成论打通了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以权威接受论引入民主管理和责任伦理;西蒙以有限理性确立了行为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决策分析建构了管理研究模式。该时期注重超越效率追求,专注于研究人的行为与组织行为,致力于决策理论和战略管理,其以人本为关键。第四个时期是当代管理学时期,在60年代的社会危机和民权运动的背景下,涌现出亨利·明茨伯格、克里斯·阿吉里斯、彼得·德鲁克等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对经典管理学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提出管理角色理论;阿吉里斯通过反思科层组织提出了组织学习理论;德鲁克对管理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新探索,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该时期通过实践提炼和检验理论,改变个人与组织之间存在的对抗现象,追求管理由他治向自治的转化,注重自治。最后一个时期即管理学新变革的酝酿,基于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知识经济超越传统产业,虚拟经济超越企业实体。其中以菲佛的“循证管理”,高沙尔的“个性化公司”,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为变革方向,但这种转变至今尚未全面展开。当前新变革的方向不明,主题集中在由自治到创新、组织变革等,管理充满了个性。

经过对管理思想史纵向观察的内容分享后,刘文瑞教授又紧接着提出管理思想史的横向比较。首先是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宏观互补,两者相互对抗又互相协同。刘文瑞教授提出,管理思想史中科学与人文的互相排斥,实际效应却是两种文化挤压下的研究进展。管理思想在对立的、不同观点的对抗中产生张力,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工业化以来的管理学研究,二者交替行进。其次刘文瑞教授谈及两种文化的微观渗透。例如在战略管理中钱德勒的历史化、明茨伯格的手艺化、波特的数据化和模型化;在科学管理中泰罗的“秒表骑士”和巴思的数学拥戴,甘特的人文异端等。刘文瑞教授还提到霍桑实验中,梅奥追问人类的根本问题,由实验的中立设计和科学倾向给出科学解答。在组织学习中,阿吉里斯的模型化和圣吉的禅悟化相辅相成;而在心理研究中,卢因以场论和团体力学弘扬科学,斯金纳以行为主义摈弃人文黑箱;麦格雷戈以人文敏感主张Y理论,马斯洛以人本心理学对管理科学化提出挑战;在制度研究与文化研究方面,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到科斯的交易成本和公司边界、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到沙因的组织文化,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最后,刘文瑞教授向在座的各位师生分享了管理思想史的治学启示。他从管理大家的成长轨迹、成为一流学者的征兆和培养学者的习性三个方面进行分享。在管理大家的成长轨迹中,他提及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积累、挤压和反思。刘文瑞教授认为,积累需要拓展,例如“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把数学用于管理,而在他之前,巴贝奇已经在流程、材料、物流方面已全面展开数学应用,泰罗比巴贝奇多走的一步是把数学思路扩展至组织与精神层面;西蒙提出有限理性之前,巴纳德已经提出知识有限性问题和试错问题,认为解体、一塌糊涂、经营失败为公司常态,西蒙拓展巴纳德的认识为有限理性。刘文瑞教授认为,面临知识创新,尊敬前人的积累,保持谦虚的态度,谦虚不是自贬而是虚幻若谷,狂妄不是自傲而是无知。但这之中也有两种倾向妨碍积累:一是过多强调更新而忽视积淀,二是过多强调接受而忽视对话。没有积淀只讲更新,导致低水平重复;强调接受而忽视对话,难以产生超越。然后在谈及挤压的张力方面,刘文瑞教授提出,思想是在对立的、不同观点的对抗与张力中发展创新。管理学发展演化中,始终存在着人文与科学的互相挤压:思想的快速发展时期恰恰是科学与人文挤压最厉害的时期。最宏观的挤压是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的理念挤压。很多人把两种假设看成对抗关系,其实更多是互补关系,经济人假设强调理性和自利,社会人假设强调情感和群体。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对抗,形成了学科发展的协同力量。最后刘文瑞教授提出反思的螺旋式进步。他认为反思有两种:否定式反思和修补式反思,前者是学科的革命式发展的前兆,比如明茨伯格否定经典管理学,提出了管理角色理论,阿吉里斯对科层制的否定;后者则是对现有理论的完善,如马奇的决策垃圾桶模式对西蒙的理性模式、林德布鲁姆的渐进模式的修补,平衡计分卡对管理会计的修补。反思形成的理论进步更多的表现为点滴突破和局部进展,与积累结合。比如决策垃圾桶模式,是指环境、决策者、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选择机会之间有着复杂相互作用,存在偏好的不确定性、技术与方法的不明确性、参与者的流动性,垃圾桶指问题、解决方案、决策者、选择机会四个因素的耦合。平衡计分卡采用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按照四个维度之间的因果逻辑,连结企业的长期愿景和短期行动,作为企业战略的实施工具。

而在成为一流学者的征兆方面,刘文瑞教授提出理念、性格、观念、思维、情感五大板块。理念即表示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或关心现实,或关心未来,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善人类的命运。如德鲁克、西蒙;如朱熹、王守仁。性格则指具有超越常人的性格,尤其是意志坚定、执著、百折不饶,甚至表现为偏执、固执。如泰罗、斯金纳和马斯洛。观念则是凡是在管理学领域有所突破的人,眼界肯定比其他人高,也往往能最先发现自己的错误。高手下棋,多看三五步而占据先手,即便遇到挫折,也比常人能更快复盘。如巴纳德、阿吉里斯。而思维是指具有更开放、更严谨、更理性的思维,能够看到别人未发现的逻辑谬误,可以得出新的推理结论,善于填补前人的逻辑缺环,尤其是能对自己的想法进行否定式反思。最后情感表示知道各种人情世故,善于推己及人,长于移情思考,易于产生共鸣和同情。如马斯洛、麦格雷戈。

在培养学者的习性方面,刘文瑞教授提出谦卑、豁达、兼容三个方面的内容。谦卑不是盲目称道他人的高明,而是明白自己的不足。骨气有傲,在学术、在知识面前是谦卑的。这也是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豁达不是不计较是非的忍让,而是高屋建瓴的鸟瞰。兼容不是杂烩各种不同观点,而是弄清不同观点的缘由。很多人把它误以为中庸,中庸不是折中,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中庸是明察秋毫,恰到好处。最终的修炼目的是要能够准确判断前人的局限,接续前人的脚步,最严格地反驳自己。

刘文瑞教授的分享获得了在场教师与学生的一致认可,并引发了关于管理思想史各个阶段、人性假设、学说史研究的激烈讨论,学术氛围异常浓厚。在座师生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并且感到意犹未尽,并衷心期许刘文瑞教授在今后能够抽取时间来继续对管理思想史每个阶段具体人物的思想进行更加详细的分享。此次学术午餐会的圆满开展,不仅代表公共管理学院对于思想传承的注重,同时通过学术午餐会这种形式帮助各位老师能够坐下来讨论问题,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和思想碰撞,向成为一流学者而不断前行。

公共管理学术午餐会第2期通过对管理思想史的纵向观察、横向比较,以及管理思想史的治学启示,传承和发展先辈的管理思想,培养学者习性,不断迈步跨向一流学者,发扬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优良学风,推进公共管理学科蓬勃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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